谁在掌控药品价格：20年32次强制降价均失败

　　医药网5月26日讯　5月5日，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卫计委、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《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》。其中规定，自今年6月1日起，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，取消政府制定的原药品价格。这意味着，中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，今后，药品实际交易价格将由市场主导。

 

　　“这么多年了，政府还在管的只剩下石油、电力、等极少数品种，其他的都陆续放开了。”中国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这场让药价遵循市场规律的改革早该到来，如今正式宣布，总算“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”。

 

　　“政府定价、限价药覆盖了

 

　　国人用药需求的90%”

 

　　在许多人眼中，这次改革的实现借力于一场反腐风暴。

 

　　2014年8月24日前后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外出回京时，刚下飞机便被带走调查。此后不到40天的时间里，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、接替曹长庆的新司长刘振秋，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、李才华先后被带走。5人中，至少4人与医药价格有关。其中，曹长庆执掌价格司7年，主导过药价调整；郭剑英曾任医药处处长；刘振秋和周望军均在担任副司长期间，分管过医药价格。

 

　　10月27日，就在价格司“沦陷”仅一个月之后，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便传出消息，称发改委在药价方面正准备主动放权，力度之大，将使人瞠目结舌。

 

　　事实上，这次药价改革酝酿已久。据媒体公开报道，2013年起，改变现行的“药品最高零售限价”便已写入发改委日程，多位价格司在职及退休官员也曾公开提及价改思路。不过一年多来，改革始终处于筹划阶段。直到2014年11月15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时，才算尘埃落定。在谈到药价时，李克强说，“制定最高零售限价实际上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存在功能重叠，而已经放开价格的药品也未出现明显价格波动，全部放开的条件已越来越成熟。”

 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，当药品的政府定价逐步放开后，却出现始料不及的药价飞涨。1996年，国家计划委员会（后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）颁布《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将药品定价权重新握在手中。从那时起，由国家计划发展部门掌控药价的惯例就此形成。

 

　　“2000年以前，由价格主管部门分别制定出厂价、批发和零售价格。2000年以后，……经国务院批准，放开了出厂、批发价格。除少数单独定价品种外，按照药品通用名制定最高零售价格。”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，曾这样对媒体总结药价的管控历程。郭指出，1996年恢复管制之初，纳入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范围的药品只有200多种；十余年后，已增至2700种。其中，政府定价的约100种，占国内已批药品总数的0.8%，“这些价格在实际交易中既不能降低也不能提高”；而政府规定最高零售价的约2600种，占药品总数的22%。

 

　　在于明德看来，所谓的“0.8%”“22%”只是价格部门的“数字游戏”。“有的药，可能一年只有一个人吃，也算一种；有的药，比如阿司匹林，可能一年上千万人吃，也算一种。”于明德解释，对于消费者和药企来说，真正重要的并非政府管控的药品数量多少，而是这些药品在市场中占有多大的份额。

 

　　在中国，公民大多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范畴之内。而三大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和各地方的自定药品目录中，几乎所有药品价格都由政府把关。由于人们购买药品时常要通过医保报销，所以政府定价药、限价药也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。“从这个角度计算，政府定价、最高限价的药品，基本覆盖了中国人用药需求的90%。”于明德说。而以这样的视角衡量，价格管理部门对药品市场的干预和影响，也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。

 

　　拔地而起的药价

 

　　在最高零售限价取消之前，要给一种中央定价的药品进行首次上市定价，必须走完这样的程序：首先，由企业上报药品的成本构成和定价申请；之后，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核查并转报国家发改委；然后，才由国家发改委组织专家评审，并参考专家评审意见最终核定价格。对此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、湖北省物价局原副局长蔡玲曾经表示：“一定程度上讲，我们的操作还是凭经验判断来做的。几十个人面对着上千种药品，想要发现其真实价格是非常困难的。”

 

　　2010年5月，湖南省湘雅二爆出“天价芦笋片”事件，出厂价仅15.5元的芦笋片，在医院卖到213元，利润率达到1300%。而芦笋片加价的奥秘，就在于药企向价格主管部门虚报成本，而价格管理部门在未做认真核查的情况下，批准了这一虚报高价。